在临江政协征集“十五五”良策的文件被归入档案室的那个下午，近八十岁的孙笑平老人大概正在书房里踱步。他寄出的建议——以“鱼鳞坑”之法群策治水，从源头根治水患——像一颗投进深潭的石子，涟漪荡了几圈，便归于平静。

建议被搁置了。这是常有的事。

可这位老人没有停笔。一年后，他写《治水》；两年后，他还写。水患年年有，他的笔就年年动。直到2026年春节前夕，盐城市民盟和阜宁县统战部的领导送来那副对联——“笔底生锦绣，文中见乾坤”——老人仍觉得惭愧，悄悄把“妙笔生花”改成了“妙笔治水”。

这个故事打动我的，不是建议最终是否被采纳，而是老人对“建议”这件事的理解，与我们惯常的计量方式截然不同。

我们如何估量一条建议的价值？

通行的尺子叫“采纳率”。被批示了，被落实了，被写进文件了，于是有了价值。反之，便是“空谈”“一纸空文”“书生之见”。这套评价体系如此根深蒂固，以至于连孙笑平老人自己，在被赠联时都感到“实不敢当”——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，他觉得自己当不起那些赞美。

可是，这副对联恰恰问出了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建议的价值，真的只在“被采纳”的那一刻才存在吗？

让我们看几件小事。

1998年长江大水后，曾有无数基层水利员上书建言，大多数石沉大海。但二十年后，当“海绵城市”理念写入国家战略，人们发现，当年那些关于“分散蓄水”“小微水体”的朴素建议，早已在无数个村庄的塘坝、沟渠里悄然实践。建议也许没有被采纳，却被记住了；也许没有被推行，却被验证了。

再看孙笑平老人。他提出的“鱼鳞坑”法，是否科学、是否可行，自有专家论证。但这条建议真正的价值，早已溢出“是否被采纳”这个狭窄的坐标。它让一个八旬老人在一年里写了十几篇歌颂家乡的随笔，又让这份歌颂在洪水过后转化为深沉的忧思；它让一位父亲与儿子的对话从家长里短转向国家水患；它让一副原本只是礼节性的慰问对联，被主人认真研读、推敲、修改——从“妙笔生花”到“妙笔治水”，从文辞的赞美到责任的确认。

这才是建议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价值：它让建议者成为公民。

我们习惯把“参政议政”理解为一种仪式：文件被递交，提案被审议，建议被采纳。可孙笑平老人告诉我们，参政议政首先是一种生活状态——看见水灾新闻会心疼，知道政协征策会提笔，被领导慰问时不卑不亢，独自在家时仍琢磨着怎么把“妙笔”改成“治水”。这种状态本身，就是国家肌体中最活跃的毛细血管。

治水一事，绵延千年。大禹疏导，李冰筑堰，潘季驯束水攻沙，当代人修水库、建堤防、设蓄滞洪区。每一代人都在自己的认知边界里寻找答案。而孙笑平老人的建议，不过是这漫长接力中的一声呼喊。它未必是最终的答案，但它提醒我们：治水的尽头不在工程，而在人心。当千千万万个孙笑平愿意为千里之外的水患而辗转反侧，愿意把家中的书房变成建言献策的案头，治水这件事，就有了比堤坝更坚固的根基。

所以，怎样估量一条好建议的价值？

如果只看“是否被采纳”，它可能为零。但如果看得更深——

它让一个人保持了二十个月对公共事务的关注；

它让一个家庭在年夜饭的餐桌上有了超越柴米油盐的话题；

它让一位老人相信，自己的笔还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。

这价值，水知道。

洪水漫过的江心岛知道，那些被淹没过又重新站立的村庄知道，还有无数个像孙笑平一样、从未放弃书写“鱼鳞坑”式朴素理想的普通公民，他们都知道。

治水千年，大坝可以溃决，河道可以改易，但那种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笔触，是另一种永不决口的堤防。